谈中国重化工业发展的环境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引言
　　
　　自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cDP中所占比重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自2000年以来，工业产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2003年前三季度，增长率达11．8％。工业比重由2000年的50．2％上升到2002年的51．8％，2003年上半年跃至57．5％。与此同时，农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则处于波动徘徊状态。
　　200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跃上新台阶，汽车、房地产等消费热点持续火爆。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巨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双重拉动下，中国形成了一大批高增长“产业族群”，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贡献度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重工业化特征。
　　
　　一、中国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发展变化趋势
　　
　　1999年，中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一个百分点。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转折性变化，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同时，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3年的64．3％，接近1960年的记录(66．6％)。据《经济日报》报道，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利润总额和利润增量的一半以上均由这六大行业创造，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当前中国工业结构中的重化工业特征。不少专家都认为中国的重工业化时代已经到来。
　　
　　二、重工业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以“三高”(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亚太环境记协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目前，中国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一是环境污染严重。根据2003年的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物处置率仅为32％；二是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土地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森林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天然林不足10％；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出现退化，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许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30％～4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地下水超采严重，华北平原出现大面积的地下漏斗，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引起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生态危机；2003年沿海赤潮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三是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目前中国的家用电器报废高峰期到来，简易拆解造成严重污染；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的8．3％；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过大，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农产品安全受到影响；大城市机动车增长迅速，面临着光化学烟雾的威胁。
　　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了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l)。这项环境指数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环境专家合作完成，并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发布。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全球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也是全球倒数第14位。这一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质量已经相当恶化

　三、中国重工业发展的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的过度破坏，即环境资源的滥用，其经济学实质在于：使用环境资源的成本往往是高度外部化的，即滥用环境资源的经济个体(企业)并不付费或少付费，因此，环境资源对于经济个体是可以免费或者低价格获得的。这样，价格机制的失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理论上说，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即任何经济个体必须支付完全的环境成本，环境破坏的所有代价都完全由破坏者自己承担，则环境破坏现象将归结为“环境资源的市场价格”问题。那么，只要环境资源的价格具有向上浮动的充分弹性，原则上说，就不会发生不可容忍的环境破坏现象，因为严重破坏环境就必须支付高昂的价格，直至经济个体无力支付或者得不偿失。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让破坏环境者充分付费，或者是环境破坏者逃避了付费责任，实际上就是“盗窃”了社会公共的环境资源，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如果在制度或政策上，默许甚至纵容经济个体免费或者低价利用环境资源而导致环境破坏，实际上就是允许“合法盗用”公共资源，或者是“合法地”免费或低价提供公共资源而使经济个体获益。
　　
　　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重化工业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
　　
　　根据估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快速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至少可以延续到2010年。但是，由于中国重化工业生产体系日趋完备，其产业链条无限延伸，目前它的资源需求已经呈现为一种全面性、爆炸式增长。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既没有条件也不允许占有工业化国家当时享有的世界范围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由此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与环境政策选择的矛盾，即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的要求与有限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矛盾。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循环经济模式发展中国经济。
　　“循环经济”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宇宙飞船经济”(SpaceshipEconomy)概念，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高物耗、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线形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循环经济模式下，通过“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用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行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不但消除了“外部不经济”效应，而且提高了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能够解决区域性、结构性的环境污染，体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显然，对于中国重化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循环经济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经济—环境关系模式。
　　1．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支撑力量
　　技术是循环经济的载体，是解决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每一个原则的贯彻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也离不开这些先进的载体——设施、设备的开发和更新。可以说，技术是重化工业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建立“绿色科技”体系：环境无害化技术、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尽快使资源消耗从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化；使污染排放量从正增长向零增长，再向负增长转化，从源头上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的巨大压力，实现少投入、高利用、低污染的目标。因此，必须加大技术研发力度，采取各种优惠、激励政策，鼓励研究设计出适合重化工行业实现循环经济的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技术路线和方案，促进科研技术成果早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平台的制度体系
　　重化工业循环经济的实施，一靠技术，二靠制度，并且归根结底应建立以市场为平台的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由计划经济主宰、计划经济意识积重难返的国家，这样一个正向着市场经济转型但仍远未成功的国家，为保障循环经济模式在中国重化工业的成功实现，制度远比技术更为重要。正是依靠制度，才能搭建起技术与市场之间的桥梁。进而借助市场，制度可以产生资金，推动技术创新；可以筛选技术，规范技术发展方向：可以为新技术的实施和推广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重化工业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应包括以下内容：
　　(1)制定以强调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在投资政策和项目选择上，对投资方向的鼓励和限制上，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向倾斜，加快经济结构与布局的调整和生产技术工艺的新的组合与集成，发展重化工业生态链，兴建工业生态园，构建重化工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由于循环经济具有跨企业、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等诸种特性，在重化工业时代，循环经济在主流工业部门与基础工业部门的实施，将会导致“循环经济企业集群”的现象，如以电厂脱硫为中心的循环经济企业集群。因此，政府应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造现行的重化工业系统，兴建工业生态园。如苏州高新区，在已形成生态工业雏形的基础上，实施绿色招商政策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苏州高新区对人园企业进行绿色招商评价，高起点、高标准、高层次引进绿色企业，使各个企业通过低物质化原则、再循环化原则、多级利用原则、生态链原则和清洁生产原则构成有机的生态工业系统整体。
　　(2)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这是把发展循环经济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应加快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抓紧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利用以及家电、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重化工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弃物回收制度；建立绿色GDP经济核算制度，设计一套直接以社会基本需要为依据并有助于促进对自然环境有效利用与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3)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法律体系和促进循环生产与消费的激励机制。环境税法使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强制市场主体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建立在“谁污染，谁负责”原则上的环境税收，将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消耗而形成的社会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中去，使那些对环境带来危险的污染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把环保和有效利用资源与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也就选择无污染的商品进行“绿色消费”。综合运用财税、投资、信贷、价格等政策手段和罚款、保证金、废物处理费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激励机制，使得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从而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自主努力，建立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
　　(4)加大循环经济教育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倡导和实施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除了市场机制、法律保障、政策指引之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当循环经济成为全社会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人们一方面会自觉地以循环经济的产品作为自己的消费选择，另一方面会以最符合生产要求的方式处置生活废弃物，使它们成为循环经济中的资源。因此，将社会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制度化，也是循环经济得以成功实施的必要与重要条件。
　　
　　结语
　　
　　进入21世纪，中国重化工业发展迅猛，成就令世界瞩目。但由于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为此中国也付出了极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资源和环境对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重化工业“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其理性的政策表达和现实选择。